波德莱尔是现代化和城市化象征的一个符号

1921年，波德莱尔的诗作被翻译并在中国传播，人们由此知道了这位诞生于1821年的法国诗人以及他那些颠覆传统的新奇意象，开启了对于现代化、城市化的一种想象。今年恰逢波德莱尔诞辰200周年，日前，一场题为“波德莱尔在中国/法国”的对话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法国学者安德烈·居约和中国学者杨振分别就波德莱尔在中法两国的接受展开对谈。

波德莱尔一生之中，经历了不同政体的变革，波旁王朝复辟时代、七月王朝、法国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他文学意识的觉醒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居约表示：“波德莱尔从小就发现自己对诗歌非常敏感，他非常喜欢拉丁语，所以用拉丁语写诗。”最初他是以艺术批评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圈的，1845年发表了画评《1845年的沙龙》，以其观点的新颖为人熟知。而他最早发表的诗篇都是在一些小的文学杂志上，直至1855年，波德莱尔以《恶之花》为标题发表了18首诗。同年11月，在《费加罗报》杂志出现了一篇批评文章，语气非常严厉,“波德莱尔可能预计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灾难就要到来了，像这样的批评会继续下去。同时，他正准备出版诗集，一共收集100首诗，名字就叫《恶之花》。”

诗集1957年出版，出版后波德莱尔受到了轻罪法庭的判罚，“当时对于波德莱尔的攻击主要是两条理由，首先是损伤了宗教的道德，第二个批判是认为他的作品有伤公序良俗。实际上暗藏着第三条理由，就是现实主义。实际上，波德莱尔不认为现实主义是他写诗当中应该考量的一个标准。”在居约看来，这场官司以及对波德莱尔的批判，同时给他带来了另一种结果，“波德莱尔本人成为了一个象征，为他带来了一些声誉。”

“但波德莱尔还是要修复自己的事业，他把对自己的误解做了理论化的阐释，认为人们误解了他诗中的意思，这些诗是为了揭露恶，书名叫做‘恶之花’正在于此，‘只有诗人才能够理解诗人’。第二个修复是，1961年出版的第二版《恶之花》中，他删去了被禁掉的六首诗，同时发表了一些新的诗篇，并且增加了艺术批评、散文诗等。”但即使做出这种修复努力，波德莱尔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和批判的作家，萨特就曾经出版专著批评波德莱尔错过了历史了潮流，但同时，也有一些诗人成为波德莱尔的拥趸，他的美学原则直接影响了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马拉美、兰波。

杨振认为，波德莱尔最初在中国就是作为挑战常规的诗人面目出现的。“他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正处于‘五四’文化的背景之下，而它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质疑传统，波德莱尔作品中蕴含着革新的力量、革命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形象是比较正面的。波德莱尔用新奇诗歌意象来反思人生，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对现实世界中人的关怀，看似颓废，其实是一种呐喊。”

到了20世纪30年代，波德莱尔在中国不再局限于社会批判的层面上，人们从生命的角度阐释波德莱尔，由诗歌创作的美学角度展开。“梁宗岱就是一个典型，他将波德莱尔《契合》这首诗解读为创作者与他所创作的对象—大自然的完全契合，他认为只有在情景完全交融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创作出隽永的作品，而创作者和自然之所以能够有所契合，是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山和水都处于一个大的生命的律动中。这就是说，往往非常美的作品，通过一种韵律再现了宇宙的节奏，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宏大的诗意。”

杨振表示，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界对于波德莱尔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波德莱尔的重新翻译和评论，他又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个热点。“究其原因，一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体系开始慢慢建构，包括对于法国文学的研究，第二则是因为，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城市化进程，波德莱尔就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和城市化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被予以关注。”

一个有意思的案例是《天鹅》这首诗，实际《天鹅》属于很长时间内被忽视的诗，到了当代，《天鹅》这首诗才多次被解读，变成了历史变迁的寓言。“我们可以说波德莱尔的作品在不同的时间段，人们阅读的重点是会有一些改变的。”

事实上，波德莱尔被当做城市化和现代性的象征和符号，归根究底在于他的作品反映了人在其中的感受。正如居约所说：“如果我们想要谈论现代性，是要放在生活当中，谈到现代性也离不开城市，因为城市是现代性的载体，城市中有来来往往的人群，也有在人群中感受到的孤寂，作为作家，作为艺术家，就是感受、捕捉这种稍纵即逝的感受，通过艺术固定下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连接城市和现代性。”

本次活动由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和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合作主办，也是法国诗歌节“诗人的春天”的活动之一。该诗歌节于1998年建立，在每年的3月春天到来之际，用一个星期丰富多元的活动，向往昔与今朝的诗人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