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茜纱窗下

小学生时，在上海近郊农村劳动，女生集体宿在农家的一间空房内。这家有一个新娶的媳妇，男人却似乎在哪里做工，不在家。新房设在隔壁的新屋里，只占了侧边的一间。我们常常跑过去探头张望，新媳妇并不驱赶，任由我们将她身后的门缝越挤越大，最终完全敞开。她则在我们的目光下，从容地梳洗，叠被扫床。看起来，她不仅不厌烦，甚至是欢迎我们这些上海孩子参观她的新房。

她的新房在我印象中，亦是一个“满”字。新房实质中占了这间侧屋的一半，就从这一半地方，地上铺设了木板。大约两三步之后，是床。没有注意具体的家具，只觉着满满当当，并且放射着一种油亮的红光。似乎是床的左右两侧，延至地板的边缘，还有床的上方，顶到顶棚，全是油红色的木器，只留下两幅左右挽起的帐子底下的一片空。有一晚上，我们去看新房的时候，新媳妇正坐在帐下床沿上，一只脚搁起来，下巴抵着膝盖，很仔细地剪着脚趾甲。看过去，很有一种“洞房”的意思。

至今，那洞房里的新娘还在眼前。她在油亮的木器间，逼仄的空当里活动。表情是木讷的，但身形里依然流露出对这堂新房家具的欢喜和享受。

后来，在浙江乌镇的一个新修的旧宅里，看了一个床博物馆。其中最为壮观的一张床，共有三进。第一进有大半步，为门厅；第二进也是大半步，是梳洗扮妆之处；第三进，才是床榻。床棚、帐柱、隔扇、遮屏、雕花螺钿，繁华至极。远看过去，小时所见，那家农户的新娘，就是坐在这床里面剪脚趾甲。听人介绍，木匠是不予人做床的，做床折寿，做棺材则添寿。所以，但凡做床，都是以馈赠的名义。做好之后，再刻一张名牌挂在床上，上有工匠的名姓籍贯。然后，受赠者再回送一个大红包。究其原因，床是衍子衍孙的用物，会不会是要借了木匠的寿去添人家，所以木匠忌讳？

这床，及小学生时所见那洞房，都给我私密的印象。除了“满”，还有“幽深”和“暗”，里面藏了些隔宿气似的，不够清洁。其实是有情欲的气息。

有一回，在江南乡下，走过河边埠头，见一个年轻女子在刷洗几幅木屏。走近一看，便看出这几幅屏就是床栏上的围屏，镂空的花格子做底，镶有人物、器皿、山水、花卉的浮雕。漆色已旧，褪成淡红色，想来原先也当是油红油亮。不知传了多少代，才传到这女子手里。看她洗刷得十分仔细又泼辣，将几扇屏横躺进浅水里浸着，用牙刷剔缝和镂空里的垢，然后，用板刷顺木纹哗哗地刷洗，最后，是大抹布在屏面上大把大把地拖水。正面洗了再洗反面，这几面屏被水洗得近乎透亮。于是，那床洞房的晦昧气息，也一扫而净，变得明亮起来。

与自己无关的物件，是不大留心细节的。但因是经过使用，沾了人气，便有了魂灵，活了。走过去，是可感受到气氛。中学里，曾去过一个同学家，这家中只一母一女，相依度日。沿了木扶梯上楼，忽就进去了，只一间房间，极小，却干净整齐地安置了一堂红木家具。那堂红木家具一点不显得奢华，甚至不是殷实，而是有依靠。寡净里，有了些热乎气。丰子恺画里的小板凳，简直就是个小动物，因被小孩子坐过、抱过，俏皮极了。还有农人家的小竹靠椅，贴过劳力人的肌肤油汗，黄亮亮的。那竹靠背斜伸出去，横头一根竹管，关节处，缠着藤皮，一圈圈紧挨着，扎实又忠诚的样子。老保姆曾经带我去访她的老东家，是一户资产者。内外客厅这间放有两具西式红木玻璃橱，高、宽、大，分三层还是四层。每一层，都密密匝匝放着手指甲大小的玉兔、玉狗、玉猫、玉鸟，白玉或者翡翠。就总觉着身后与保姆闲话的老东家，是个描眉的女人，还生着气。这橱子散发出一股糜废的气息，叫人想到金屋藏娇的那个“金屋”。

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什物，其实常常不以为是什物，就好像是贴身的一部分，有些水乳交融的意思。所以，细节是有了，但又不是总体的印象气氛。这样的用物总共有三件，一件是一张小圆桌。桌面并不很小，但比较矮，配有四把小椅子，是一种偏黄的褐色。桌沿刻一道浅槽，包圆的边。桌面底下，进去些，有一圈立边，边底一圈棱，很藏灰，需时常揩拭。再底下，是四条桌腿，每条桌腿上方有一个扁圆形球。年幼时，还上不了桌面，我就是在这张桌上吃饭。后来大了些，家中来了客人，大人上桌，小孩子另开一桌，就在这桌上。夏日里，晚饭开在小院里，也是用的这张桌子。它，以及椅子的高度，正适合小孩子，对于成年人呢，也挺合适。而且，它相当结实，很经得住小孩子摧残，虽然并不是什么好木料。几十年来，无甚大碍，只是漆色褪了，还有，桌腿上方的扁圆球，半瓣半瓣地碎下来。原本是胶水黏合的，因车工和漆水好，所以浑然一体。那四把小椅子，到底用得狠，先后散了架，没了。那桌子，却跟了我分门立户十来年，后来送了一个朋友，至今还在用它。上面铺了花桌布，看上去还很华丽。它是我童年的伙伴，许多游戏是在上面做的：图画，剪贴，积木，过娃娃家。有一日下午，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和我妈妈说话，我就坐在这张桌子旁一边玩，一边大声唱歌。后来玩累了，也唱累了，想离开去，好结束这一套。可不知怎么，却站不起身，我就只得继续玩和唱歌，几乎唱哑了嗓子。等到客人告辞，才被妈妈从椅子上解放出来。原来椅背套进了我的大棉袄和毛衣之间，便将我夹住了。由于处境尴尬，所以记忆格外清楚。记得客人是一名亲戚，上门大约是带些求告的意思，妈妈则是拒辞的态度。但求与拒全是在暗中，就听他们互叹苦经。妈妈指着我说：她比大的会吃。那亲戚则说：某某比她会吃。某某是他家的小孩子，比我小得多。那是在一九六〇年的饥馑日子里。

第二件是一个五斗橱。这橱的格式已经相当模糊了，但大概记得是分为两半，左半是抽屉，右半是一扇橱门，打开后，上方有一格小抽屉，上着锁，里面放钱，票证，户口簿，总之，一个家庭的主要文件。每当妈妈开这个抽屉的时候，我都求得允许，然后兴冲冲地搬来前边说过的小椅子，登上去，观赏抽屉里的东西。这具五斗橱于我最亲密的接触，是橱上立着一面镜子。白日里，父母上班，姐姐上学，保姆在厨房洗衣烧饭，房间里只剩我自己，我就拖过椅子，登上去。只见前边镜子里面，伸出一张额发很厚的脸。这张脸总使我感到陌生，不满意，想到它竟是自己的脸，便感失望。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我都是对自己的形象不满意，这使我变得抑郁。多年以后，在亲戚家，重又看见这具橱，我惊异极了，它那么矮和小，何至于要登上椅子才可及到橱面？我甚至需要弯下身子，才能够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脸。脸是模糊不清的，镜面上已布上一层云翳。

第三件是由一张白木桌子和一具樟木箱组合而成。如我父母这样，一九四九年以后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全是两手空空，没有一点家底。家中所用什物，多是向公家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上面钉着铁牌，注明单位名称，家具序号。这样的桌子，我们家有两张，一张留在厨房用，一张就放在进门的地方，上面放热水瓶、冷水壶、茶杯、饭锅等等杂物。桌肚里放一具樟木箱，这是进入上海后添置的东西，似乎也是一个标志，标志着我们开始安居上海。上海的中等市民家中，都有樟木箱。不过人家家中是一摞，通常是在床侧、屋角，比较隐蔽的地方。而我们只有一个，放的也不是地方。但却可供我们小孩子自如爬上桌子，舀水喝，擅自拿取篮里的粽子什么的。有一晚，我和姐姐去儿童剧院看话剧《白雪公主》，天热口渴，回到家中，来不及地爬上樟木箱，从冷水缸里舀水喝。冷水缸里的水是用烧饭锅烧的，所以水里有一股米饭味儿，到现在还记得。真想不出幼年的人小，干什么都爬上爬下。就是这个爬，使我们与这些器物有了痛痒相关的肌肤之亲。这些器物的表面都那么光滑、油亮，全是叫我们的手、脚、膝头磨出来的。

年长以后与这些器物的关系不再是亲昵的，东西厮守得久了，也会稔熟到自然而然。但家里总有些特别的器物，留下了特殊的感情。我们家有一具红木装饰柜，两头沉，左右各一个空柜，一格小抽屉，中间是一具玻璃橱，底下两格大抽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母亲从抄家物资的商场里买来的。那时候，抄家物资堆积成山，囤放收藏皆成困难，于是，削价出售。价格低到，如上海人俗话说：三钿不值两钿。母亲只花了四十块钱，便买得了。这笔钱对于我们当时的家庭财政，还有，这具玻璃橱对于我们极其逼仄的住房，都显得奢侈了。后来，有过几次，父亲提出不要它，母亲都不同意。记得有一次，她说了一句，意思是，这是我们家仅有的一点情趣。于是，在我们大小两间拥挤着的床、橱柜、桌椅，还有老少三代的人中间，便跻身而存这么一个“情趣”。在这具橱柜里，陈列着母亲从国外带来的一些漂亮的小东西：北欧的铁皮壶、木头人，日本的细瓷油灯、绢制的艺妓，美国芝加哥的高塔上买来的玻璃风铃，一口包金座钟，斯拉夫民族英雄像。橱顶上是一具苏俄写实风格的普希金全身坐式铜像。这具装饰橱与我幼年时在那家资产者客厅里见过的完全不同，它毫无奢糜之气，而是简朴和天真的无产阶级风格，但却包含着开放的生活。我的妈妈，就是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争时期，也要给战士的枪筒里插上几株野花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天天要为衣食发愁的日子里，她会用一包抽屉角落里搜出的硬币，带我们去吃冰淇淋。她总是有着一点奢心，在任何生存压力之下，都保持不灭。到了晚年，我们孩子陆续离家，分门立户，家里的空间大了，经济也宽裕了，而她却是多病，无心亦无力于情趣的消遣。这具橱内，玻璃与什物都蒙上了灰尘，这真是令人痛楚。现在，母亲的这具宝贝放在了我的客厅里，它与周遭环境显得挺协调，但是，我却感觉到它的冷清。它原先那种，挟裹在热蓬蓬的烟火气中的活泼面貌，从此沉寂下来。

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一日

摘自王安忆《空间在时间里流淌》新星出版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