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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文学中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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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文艺网

王蒙、周大新、毕飞宇等茅奖作家谈获奖作品——

发现文学中的独特风景

  2019年3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启动。近期评奖结果即将揭晓,茅奖再次成为读者、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1981年3月14日,病中的中国作协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捐献出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的基金,以此鼓励和表彰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创作。截至目前,茅盾文学奖已经评了9届,共推选出43部优秀长篇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于1998年起出版“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收入该社出版的获奖作品。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编辑出版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2017年和2019年,又推出新版精装版和平装版,以满足读者阅读、收藏的需求。从今年7月开始,人民文学出版社与SKP RENDEZ-VOUS书店联合策划推出了茅奖作家沙龙系列,邀请茅奖作家与读者进行交流。至今已陆续邀请王蒙、周大新、毕飞宇等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

  王蒙:风景这边独好

  “对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不同生活方式,我都非常有兴趣。”茅奖作家沙龙系列,85岁的王蒙先生第一个开讲,以幽默、智慧的语言分享了他写作中不一样的风景。王蒙介绍,于2015年获第九届茅奖的作品《这边风景》里所有的对话都是先用维吾尔语构思,然后翻译成汉语。

  “文革”当中写作《这边风景》,王蒙也写了阶级斗争、人民公社,可是到了1978年下半年再看,王蒙就觉得小说中那些人物不怎么合乎时宜,就把它放下了。1979年,王蒙搬到北京前三门,两间房,一间14平方米,一间9平方米,门框上面有一个顶柜,《这边风景》的稿子就放在那里,从1979年一直放到2012年。后来很偶然地发现了它,王蒙觉得这个稿子也还有很多可爱的地方:“因为我在新疆时,和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的农民打成一片,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我可以讲得很好,自认为比维吾尔族人讲得还好。‘文革’整天背诵,我就天天读维吾尔语。我这样讲了一阵后,房东过来敲窗,问你有收音机吗?他说收音机里念得可真好。我说那不是收音机,那是我念的。”

  对于自己获得茅奖的这部作品,王蒙先生这样评价:“《这边风景》记录了我39岁到47岁之间的人生,就像一条鱼的中段,那个时候的我是多么有理想,多么真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去边疆去偏远的地方,到劳动人民中去,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劳动锻炼自己,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全新、完美的革命者。虽然今天看来是一部‘过时的作品’,但小说更多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族人的生活风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掏心窝子的认真,真情实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

  1963年底从北京去新疆,决定这件事,王蒙说只用了五分钟。当时有三个地方接收他,甘肃、江西和新疆。王蒙给爱人打电话,就商量了五分钟。为什么?家里没电话,村里的电话三分钟收四分钱,当时花几分钱都得算计,所以没多说就决定去新疆了。“我很感慨,当初茅盾先生给茅盾文学奖捐25万元,这2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2500万元。”

  周大新:故乡的湖光山色

  在北京定居了几十年,周大新说话时还是一口标准的河南话。用家乡话讲家乡事,听起来倒别有韵味。

  作为从河南走出去的作家,周大新一直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关注和关照,他是故乡的儿子,对故乡的回望是他一直在做的事。周大新曾说,于2008年获第七届茅奖的《湖光山色》是酝酿在他心中十几年的故事,“每次返乡看到乡村的变化,我都在思考,中国的农村该向哪里走?欧洲的田园化已经消失,中国还能步其后尘吗?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就任由房地产商无尽开发吗?”周大新希望将自己对当代农村的思考融进小说中去。

  《湖光山色》以丹江口水库为地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过工的乡村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屈经历。“《湖光山色》是我2000年初到丹江口水库周围走了一圈以后写作的,丹江口水库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我当时沿着这个水库走了一圈,接触了很多农民。我在生活中发现人的命运,既有大自然的成分,同时一个人也会影响另一个人的命运,人与人之间互相发生影响,有时候乡下老百姓说遇到贵人,遇到一个贵人,这个人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如果一个领导欣赏一个人,这个人的命运就会发生变化。同样的,如果一个领导讨厌这个人,这个人的命运也会发生变化。如果你仔细读《湖光山色》会发现,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影响另外一些人的命运。”

  《湖光山色》中,暖暖寄托了周大新的美好期望。“一个乡村姑娘要在人生中走出条路来非常难,但在这个过程中暖暖非常有爱心,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我从小生活在乡村,接触的女性都非常善良,在我的意识里,在两性中间女性承担了更多建设性的事情,男性好打架、吵嘴,甚至动手,战争也基本是男性发起的。在两性中间给我印象最好的是女性,我倾向于赞美女性,我一旦写到女性,就想把对她们全部的喜欢呈现出来。”

  在《湖光山色》这部充满悲情和暖意的小说中,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同时也发现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艰难。近年来,周大新依然经常回乡,他发现乡村的状况并不乐观:“年轻人都进城了,将来村里老人走了,连抬棺材的人都没有,孩子结婚,想请村里人吃饭都没有人。现在国家很重视农村发展,期望能把城市化和乡村的现代化关系处理好。”

  毕飞宇:以平静之心对待《推拿》

  很多人好奇,有可能获得茅奖的作家,是不是都瞄着茅奖去写作。写作《推拿》,毕飞宇说,自己内心非常平静。

  《推拿》之前,毕飞宇刚刚写完《平原》,而且觉得《平原》写得非常好,没过多长时间新一届茅奖开评,所有的朋友都跟毕飞宇讲,老毕你这个小说一定能得茅奖。毕飞宇也觉得,差不多。“结果评出来以后,没得,而且‘死’得很快。那时候很年轻,自己对茅奖也看得比较重,得到这个消息,我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十几分钟,坐在那想我怎么就没得奖。”

  当年开始写《平原》时,毕飞宇对自己说,兄弟,你就是一个乡下孩子,你从乡村出来,写了《玉米》《平原》,这两个作品你都写完了,这一段的生活表达得特别好,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什么奖不奖的,你觉得自己有可能得,最后也没得,没得以后你痛苦十分钟也就过去了,不就失落了一下吗?好好写。

  所以到了写《推拿》时,毕飞宇坦言自己的内心建设做得特别好,“心里面特别干净,很安宁,至于茅盾文学奖有没有可能在关注宏大题材、历史题材、史诗模式,换句话说,所有的有关茅奖的那套评奖的可能性我都没考虑”。毕飞宇说,如果写《推拿》的时候就冲着茅奖,也许“推拿”这个题材就不敢碰了:“它不主旋律,它很边缘,它没有历史感,没有宏大的主题,无非就是写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不存在的生活,用我的话说,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我和命运拔河,我把这个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底下来,然后我得到了茅盾文学奖。回过头来如果问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心灵鸡汤般的一句话就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2011年,《推拿》获第八届茅奖,让毕飞宇对茅奖有了新认识:“茅奖向那些看上去不可能得奖的小说敞开了宽广的胸怀,这个宽广的胸怀现在变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包容。”毕飞宇说:“《推拿》体量那么小,就写了几个月时间,有人说我是用短篇的方式写了一个长篇。这句话是讽刺我的,没几年之后这句话成了我非常骄傲的一句话,我说我用一个短篇的方式把长篇那么复杂的人际、那么多的内容写干净了,而且一点都不乱,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得特别好,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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