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南：批评的愉悦

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轴。文学创作的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繁荣，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文学批评家的付出。1998年，《南方文坛》推出“今日批评家”栏目，至今已推介百余名批评家。不同个性的批评家以其敏锐犀利、才情思力、灵动丰盈言说着“我的批评观”，上百篇文章累积形成了一种敏感鲜活、富有生气才情的批评文风。

李德南（拍摄时间：2015年）

李德南，1983年生，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哲学系与中山大学中文系，获哲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评论家、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省首届签约评论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等。著有《为思想寻找词语》《共鸣与回响》《有风自南》《途中之镜》等。

我的批评观

批评的愉悦

李德南

斯坦纳在《人文素养》一文中曾这样发问道：“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在他看来，虽然凭着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几率实在太小；而批评家呢，过的是一种二手生活，回望来路时所看见的也不外乎是“太监的身影”。斯威夫特则认为，“批评家是知识界的雄蜂，他们吞噬蜜糖，自己却不劳动”。

这种关于批评或批评家的批评，我多有留意，但是它们并没有对我造成打击，我并不认为从事批评是一件苦差，相反，从中我时常得到层次丰富、汁液饱满的愉悦。虽然有不少朋友觉得我的文章偏于理性，甚少对言说对象作直接而炽热的肯定，但让我能够持续前行的，是对批评的信念——我一度用“隐秘的火焰”这个短语来形容它。我相信创作与批评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创造性，同样各有其局限。创作的迷人之处首先在于，你所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是你一手创造的。灵感也是愉悦的源泉，一个意象，一次邂逅，一个偶尔捕捉到的眼神，甚至是一句话，一个词语，都可能会让我们产生言说的欲望以及类似于创世的冲动。当那个异于生活世界的想象世界通过文字而显现，变得可感时，那份在心头回旋的愉悦，真是妙不可言，无可替代。斯坦纳对作家之美好人生的极力推崇，并非毫无道理。

可是，写作也有不愉快的一面，从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以降，现代文学往往重视挖掘人生的负面经验，着力书写现代人内在的幽暗情绪。现代文学又特别讲究策略，不惜以暴制暴，过多地在这种幽暗而激进的情绪中逗留，对生命是有损伤的。现代文学家的面容，也多半显得沉重，忧郁。可是从事批评的工作并不会这样。虽然批评家也需要关注各种社会问题，但是在与这些问题照面时，必须要有整全的、客观的认识，不能只看到黑暗之心，也需要看到微弱的星火；在揭出恶的现实时，也要注重挺立信心与希望。批评家不能只是非理性地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必须具备理性地对待问题的能力，这让批评家可以获得一个合理的视距，以中正的立场来面对我们的世界。创作与批评，既互相促进，又互为补充，而我们从这两种精神活动中所得的愉悦，也不尽相同。

对于我个人来说，从批评而来的最为内在的愉悦，在于它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参悟的方式。我时常把存在论哲学作为分析问题的基本视域，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是我所一再征引的。它最大的特色，在于对个人及其感觉偏差的认知与肯定，视现象学意义上的个我（“此在”）为世界之心，由此，世界显现出一室千灯式的丰饶，个人亦因在广阔世界中展开自我而成为富丽的存在。我的批评实践，也多是尝试沿着这一路线而展开。

受现代学术体制的影响，如今，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批评才是正当的：着力追逐全新的学术行话，力求建立严谨的话语体系，批评话语必须能够自我繁衍，具备持续的生产性。我并不排斥这种知识学意义上的自足与完备，却更看重批评在存在论层面的意义：它是探寻智慧之路上的修炼方式。当我写下对他人的作品的看法，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所活跃的，也不乏我个人的心事与情怀；同样，只有当我意识到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增进对世界、历史和文学的认识，我才会有书写和言说的冲动。借助批评活动，我希望能从语言与世界的双重馈赠中得滋养，不断地扩展、丰富那原本渺小而单薄的自我。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4期

批评家印象记

沉默与发声

——李德南的学术印象

谢有顺

2009年，我第一次见李德南，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那时，德南正在上海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却来听文学会议。会议间隙，他走到我身边，告诉我，他是广东人，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海德格尔的科学哲学，毕业后想报考我的博士生——这几件事情，用他低沉的声音说出来，令我印象深刻。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还写小说，只是凭直觉，如果一个人有哲学研究的背景，转而来做文学研究，一定会有所成的。这也可能跟我自己的知识兴趣有关。我做的虽然是文学批评，但对哲学一度非常着迷，大学期间，我读过的哲学书，超过我读的文艺理论方面的书，对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哲学，更是不陌生。现代哲学提供一种思想和方法，也时刻提示你存在的真实处境，它和文学，其实是从不同角度回答了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说存在是什么，一个是说存在是怎样的。现在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之所以日渐贫乏，和思想资源的单一，密切相关。德南在硕士期间就愿意去啃海德格尔这块硬骨头，而且还是关于科学哲学这一学术难点，可见，他身上有一种隐忍的学术雄心。我后来读了德南的硕士论文，很是钦佩，他的研究中，不仅见学术功力，更可见出他领会海氏哲学之后的那份思想情怀——谈论现代哲学，如果体察不到一种人性的温度，那你终究还是没有理解它。德南把自己的文学感悟力，应用到了哲学研究中，我预感，他日后也可以把哲学资源应用到文学研究中，实现文学与哲学的综合，这将大大开阔他的学术视野。

一个人的精神格局有多大，许多时候，是被他的阅读和思考所决定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进一步细分、量化，80年代很普遍的跨界交流越来越少，文学研究的影响力衰微，和这一研究不再富有思想穿透力大有关系。因此，文学批评的专业化是把双刃剑，它可以把文学分析做得更到位，但也可能由此而丧失对社会和思想界发声的能力。专业化是一种学术品格，但也不能以思想的矮化为代价，学术最为正大的格局，还是应推崇思想的创造，以及在理解对象的同时，提供一种超凡的精神识见。那年和李德南的短暂聊天，勾起了我许多的学术联想，那一刻我才发觉，多年来，文学界已经不怎么谈论哲学和思想了，好像文学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只用文学本身来解释就可。有一段时间，不仅文学批评界厌倦于那种思想家的口吻，文学写作界也极度鄙夷对存在本身作哲学式的讨论，文学的轻，正在成为一种时代的风潮。

正因为此，我对李德南的学术路径有着很大的期许。他硕士毕业那年，果然报考了我的博士，只是，每年报考我的考生有数十人之多，我一忙起来，连招生名录都忘记看，有些什么人来考试，也往往要等到考完了后我才知道。这期间，德南也没专门联系我，等到考完、公布分数，德南可能由于外语的拖累，名次并不靠前，我甚至都无法为他争得面试的资格，成为当年一大憾事，这时我真觉得，那个在上海的会议间隙和我说话的青年，也许过于低调、沉默了。

这其实非常符合德南的性格，一贯以来他都脚踏实地，不事张扬，写文章从不说过头的话，生活中更不会做过头的事，他总是等自己想清楚了、觉得有把握了，才发言，才做事。这令我想起，德南是广东信宜人，地处偏远，但民风淳朴，那里的人实在、肯干，话语却是不多，在哪怕需要外人知道的事上，声音也并不响亮。德南并不出生在此，但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他深受故乡这片热土的影响，有这片土地的质朴，也像这片土地一样深沉。他或许永远不会是人群中的主角，但时间久了，他总会显示自己的存在，而且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在这几年的学术历程中，德南以自己的写作和实践，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真正的沉默者也会发声的。第二年，德南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顺利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对文学有着一种热情和信仰，但他又不放纵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情感，相反，他总是节制自己，使自己变得理性、适度、清明，如他自己所言，他受益于海德格尔“思的经验”，但后来更倾心于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诠释学。他更看重的也许正是伽达默尔的保守和谨慎。比起海德格尔式的不乏激烈色彩的思想历险，德南崇尚谦逊、诚恳，以及迷恋洞明真理之后的那种快乐，他曾引用伽达默尔的话作为自己的写作信条：“如果我不为正确的东西辩护，我就失败了。”他当然也作出自己的判断，但任何判断，都是经由他的阐释之后的判断，而非大而无当的妄言。与意气风发的判断者比起来，德南更愿意做一个诚实的阐释者。

这也构成了李德南鲜明的学术优势：一方面，他有自己的思想基点，那就是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中心的思想资源，为他的文学阐释提供了全新的方法和深度；另一方面，他一直坚持文学写作，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遍地伤花》，对文学有一种感性、贴身的理解，尤其在文本分析上，往往既新颖又准确。他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思想大师身上，深刻地理解了人类在认识上的有限性，同时也承认每个人都是带着这种有限性生活的；从有限性出发的阐释，一定会对文学中的存在意识、悲剧意识有特殊的觉悟——因此，李德南关注的文学对象很广，但他最想和大家分享的，其实只是这些作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很小的一部分。他的博士论文《“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就是很好的例子。他把史铁生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从个体与世界、宗教信仰与文学写作等维度，理解史铁生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内心的挫败感与残缺意识，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但正视史铁生的身体局限和存在处境，从而为全面解读史铁生的写作世界和生命哲学，提供了一个现象学的角度。在我看来，《“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是目前国内关于史铁生研究最有深度的一部著作。

而李德南会如此认真地凝视史铁生这样的作家个案，显然和他沉默的性格有关。他的沉默、谨言、只服膺于真理的个性，使他不断反观自己的内心，不断地为文学找到存在论意义上的阐释路径，他也的确在自己的研究中，贯彻了这一学术方法。他对史铁生、刘震云、格非等作家个体，对70后、80后等作家群体的研究，都试图在个体经验和真理意识中找到一种平衡，他既尊重个体经验之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也不讳言自己渴望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写作的真理”，而且，他乐意于为这种真理辩护。这种文学批评中不多见的真理意识，使德南对文学作品中那些幽深的内心、暗昧的存在，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他把这些内心图景当作自己对话的对象，同时也不掩饰自己对这些心灵有着无法言喻的亲近感。

因为有着对内心的长久凝视，同时又有属于他自己的“写作的真理”，使得李德南这些年的文学批评有着突出的个人风格；他是近年崛起的80后批评家中的重要一员，但他的文字里，有着别的批评家所没有的思想质地。

我也曾一度担忧，像德南这样偏于沉默的个性，会不会过度沉湎于一种精神的优游，把写作和研究变成玄想和冥思，而远离实学。尤其是蜷缩于一种隐秘精神的堡垒之中，时间久了，很多作家、诗人、批评家，都容易对现实产生一种漠然，批评也多流于一种理论的高蹈，而不再具有介入文学现场的能力，更谈不上影响作家的写作，让作家与批评家实现有效的交流。这是文学批评的危机之一，但多数批评家因为无力改变，也就对此失去了警觉。但李德南对文学现场的深度关注、介入，很快就让我觉得自己对他的担忧纯属多余。我在不同场合，听陈晓明、程永新、弋舟等人，对德南的批评文字、艺术感觉，甚至为人处世，赞赏有加；我也已经察觉到，德南是可以在沉默中爆发的，尽管这样的爆发，不是那种为了引人注目的尖叫，而只是为了发声，为了让自己坚守的“写作的真理”被更多人听见。

沉默与发声，就这样统一在了德南身上。这两三年，每次见到他，还是那种稳重、沉实的印象，但在一些问题的发言上，他往往有锐见，话不多，但能精准地命中要害。他是一个有声音的人。他以沉默为底子，为文学发声，这个声音开始变得越来越受关注。尤其是他在《创作与评论》等杂志上主持栏目，系统地研究70后、80后的作家与批评家，介入一些文学话题的讨论，并通过一系列与文学同行的对话，活跃于当代文学的现场。与北京、上海等文学重镇比起来，德南在广州发出的，有着“南方的声音”的独有品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领地，也开始建构起自己的话语面貌，这些年，以自己的专注和才华，守护着自己的文学信仰，与一代作家一起成长，并为这代人的成长写下了重要的证词。他在多篇文章和访谈中说，自己在写作和研究之外对文学现场的参与——主持研究栏目，发起文学话题，把一代作家作为整体来观察并预言他们的未来，等等，是在求学期间得益于我的启发：在重视文学研究的同时，也不轻忽文学实践，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落地，让思想有行动力——中国从来不缺有思想者，而是缺能够把一种思想转化成有效的行动和实践的人。这样的说法让我惭愧，但也让我越发觉得，文学并不只是一个个作家编织出的精神的茧，而应是通往世界和内心的一条敞开的道路。事实上，在德南的身上，我也学得了很多，尤其是这些年来，他比我更熟悉文学现场，更熟悉年轻一代的写作，我常就一些新作家、新作品，征询他的意见，倾听他的观点，并从中受益。教学相长，在我和德南身上，还真不是一句空话。

直到现在，在我召集的师友聚会中，德南更多的还是一个沉默者，即便他做父亲了，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语气也是平和、节制的，但他在文字里的发声，却已经越来越成熟。他很好地统一了沉默与发声的学术品质，也很好地处理了文学沉思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如他讨论的文学场域越来越宽阔，但对文学的信念、对自己如何阐释和为何阐释却有了更坚定的理解。他的研究格局很大，他的声音也柔韧有力、辨识度高——在我心目中，这个时代最值得倾听的文学声音之一，有他。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

文章刊登于《南方文坛》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