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 收藏本站
 

经典源远 义理流长——《三国演义》版本与文化价值谈

 二维码 481
发表时间:2024-01-13 20:48

作者:关四平(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者按

《三国演义》是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代表作,问世以来被广泛阅读,对国人的文学素养、文化思维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近来,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付梓70周年。《光明悦读》邀请《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撰写文章,梳理其版本源流,分享这一经典蕴藏的价值理念及其对当下的意义。

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本《三国演义》七十周年纪念版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信读者对这句话并不陌生。这句话,是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开头,也开启了《三国演义》对东汉之末至西晋之初百余年间历史风云的描绘与演绎。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文学与文化地位杰出,它是学界公认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也是这一类型作品的代表,其史料基础与成书过程源远流长。

《三国演义》的史料基础中,最重要的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关于三国的故事,很早就以各种形式流传,据学者考证,隋炀帝时已有刘备檀溪跃马的水上杂戏,唐代有文献记载民间说唱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故事,还有学者常提到晚唐李商隐《骄儿诗》中“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到宋代就更为丰富,《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时的汴梁已经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叫霍四究。两宋金元时期,三国故事是“讲史”类说话艺术和各种剧本的重要题材。《三国演义》的成书,是经过民间集体如说唱艺人、“讲史”艺人、杂剧和院本作者的世代累积,加上文人整理创作而成的。

刘玄德三顾草庐陈全胜绘

据学者考察,元代初年有《三分事略》刊刻,可能是宋人说话的底本。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三国题材平话小说,是元代刊刻的《全相三国志平话》,这部平话是初具规模的民间三国故事写定本,其文本已经出现“尊刘贬曹”的倾向。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而成,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这就是后来《三国演义》各种版本的祖本,罗贯中的署名也由此而来。学者一般认为,罗贯中在之前民间传说及民间艺人创作的话本、戏曲剧本等基础上,运用《三国志》和《三国志》注等史料,结合他的创作,完成了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也经常被称为《三国志演义》或《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版本比较复杂,现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学界称嘉靖壬午本。卷首张尚德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有“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数语,可知此本为最早刊本。一般认为,此版本最接近罗贯中原著。此刻本,也开启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约70年时间。

明万历十九年,出现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内容与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节,如羊祜、陆抗的戍边佳话,曹叡、满宠兵救合肥,霍弋坚守不肯投降等。随着明代出版业的兴旺,为适应各层次读者需求,万历时期在金陵与福建等地涌现出一大批《三国演义》的家刻与坊刻本,其传播进入到众版本并行期。这些刻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三国志传》系统。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点是:内容与嘉靖本有渊源关系;罗贯中姓名前均有“后学”二字;都分为二百四十则,每则有单句的题目,均为整齐的七字句式;书名均有“通俗”字样;书中新增插图多达240幅。后者主要有余象斗刊本、叶逢春本、汤宾尹本等,其共同特点是:不同程度地写有来自民间传说的嘉靖本没有的关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评;文字较为粗芜简略;每则题目字数参差不齐,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在明末,与上述版本并行流传的还有李卓吾评本,其特点是不分卷,将二百四十则合并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对偶的双句回目,这使《三国演义》处在了中国章回小说文体发展的转折点位置,在版本演变中占有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

清初出现的毛评本,是由毛纶、毛宗岗父子共同完成的,完成时间当在康熙五年(1666年)之前,今存毛评本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李渔为之撰序的醉耕堂刊本为最早。毛评本是以李卓吾评本为基础评改的,故也应属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但因其改动较大,已与明代两大系统呈鼎足而立之势。毛评本其实是对前代版本演变的全面整理与总结,揭开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变的新篇章。毛评本问世后,其他版本逐渐失去读者,毛评本遂成为清代以来传播最广的版本。毛氏所做的工作,包括评点与修改两大方面。毛宗岗在卷首所载的《三国志演义凡例》中,对其修改意图从十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从中可见其改、增、削、换、修等大小“手术”情况。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局部)陈全胜绘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三国演义》校勘、标点、注释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评本为底本,是新中国第一个《三国演义》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重新整理、修订,出版修订版。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度组织人力对《三国演义》进行了修订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专业力量,再次对《三国演义》校注本全面修订,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国演义》版本史层面观照,嘉靖本流行期约70年,明代众版本并行期约80年,毛评本出现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版本虽然属于毛评本,但也已经过当代专家的校勘、标点、注释、整理,既是毛评本生命力的延续,也是版本演变史上新的重要一环,故可称之为“人文本《三国演义》”。此本是当今发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版本。可以预见,今后仍将是最受欢迎的版本,其对青年学子影响深且巨焉。

从内容方面说,人文本经过70年间的四次修订,改正了毛评本的一些错误。从形式说,横排版、简化字更适宜阅读。再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扎实耕耘,青年学子阅读《三国演义》大概率会首选人文本。

毛评本与嘉靖本孰优孰劣,目前仍然是有争议的学术问题。笔者认为:毛本作为一种修改本,总体上可曰功大于过。这可从三个层面分别言之。从思想内涵角度,毛氏在全书卷首所加的一段议论“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这就揭示出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锐性与表述的明确性皆优于嘉靖本的开头。从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删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现分裂状态的描述,如诸葛亮南征时遇哑泉就“要投崖觅死”,闻司马懿复职便“顿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写。从语言文字表达水平来品评,毛氏的修改更为精练顺畅,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遗计救刘琦》一则中,孔明引“骊姬害申生”的典故长达二百五十余字,颇显烦冗,毛氏改成“公子岂不闻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颇觉直接痛快。再如删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诗词,将回目改为对偶句,完成了中国章回小说形式演化的最后一环。

当然也应指出,毛评本体现于修改中的所谓封建正统的思想有所加强。嘉靖本中,罗贯中通过王允、薛综、诸葛亮、张松、华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说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岗则全部删除。这应该是迫于封建专制强化与文化高压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评本将“魏王上书三辞”改为“曹操假意上书三辞”,以及“阿瞒”“国贼”等一系列标示毛氏主观贬曹倾向言辞的增加,在笔者看来,也属于画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须特别把它指点出来。这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精辟论断,毛评本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此规律。还有嘉靖本写司马懿见孔明雕像,以为“孔明尚在”“纵马奔走五十余里”“喘息半晌,神色方定”。这是以仲达的怯懦反衬孔明的智勇,恰到好处。毛评本于此增加一个细节:“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笔者以为,这便过于夸张了,造成了艺术分寸把握的失误,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相违。

《三国志》陈寿著中华书局

《三国演义》罗贯中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诞生于数百年前的文学作品,为何当下仍受到读者喜爱,仍具有非凡的阅读价值?

笔者以为,这与《三国演义》蕴藏的义理有关,主要体现在“仁”和“义”两个方面。

“仁”的思想来源于孔子的“仁者爱人”,体现在刘备等形象的塑造当中。刘备既是仁人,也是仁兄,更是仁君。仁人,体现在的卢马事件上,他未听从单福“利己妨人”的建议,说明他是仁人。仁兄,则体现在他对关羽、张飞的态度上。张飞违背刘备嘱托,因酒醉失去徐州,刘备非但无责备之语,反而宽慰张飞,真是仁至义尽,人不可及。仁君,则主要体现在爱民上,这从“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民谣中即可见一斑。

刘备这种仁政思想应是罗贯中社会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价值。从仁学角度重新观照《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仍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深究为什么拥刘?为什么反曹?关键就在于刘备的“仁”。老百姓需要这样的仁人来为他们谋幸福,实现其国泰民安的梦想。而曹操则相反,刘备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与暴,善恶分明。这还要溯源于陈寿笔下,其刘备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罗贯中才在众多古代帝王中优选刘备来寄托他的仁政理想。

“义”,主要体现在关羽等形象的塑造上。“义者宜也”,关羽形象被罗贯中塑造成义薄云天的典型而大加赞扬。鲁迅先生认为《三国演义》中刘备形象和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亦颇有失”,而对关羽形象的塑造则大加赞赏:“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可见罗贯中和鲁迅最喜欢的人物皆为关羽。关羽的义,不仅体现在对刘备、张飞、诸葛亮、赵云等蜀国人士的关照方面,还体现在对“敌方”如曹操的体谅上。罗贯中巧妙地把历史记载中“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的事件,改编为关羽为遵守桃园结义的誓言,为保护二嫂而暂归曹营,还加上“降汉不降曹”的首要条件,这是非常高明的。而放曹又与归曹有前后的逻辑联系,关羽认为放曹符合“义”的行为。罗贯中对放曹也是赞美的,誉之为“义释曹操”,丰富并强化了其“义”的内涵。

关羽的“义”与其“勇”相互衬托,相得益彰,“义”使其勇增值为神勇。他的义勇和性格的刚傲,相互化合,使关羽成为千古以来英雄的化身。

仔细溯源能发现,关羽形象有一个漫长的积累、提升过程。在陈寿笔下,关羽就是一位“有国士之风”的义士,且是能敌万人的“虎臣”,还有“刚而自矜”的个性特征。到了关汉卿《单刀会》中,关羽形象有整体的提升——关羽自道“我是三国英雄关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在这种自信、自豪中,关羽的“义”具有了民族大义。关羽斩颜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被记录为:“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在正史中,关羽的英雄气概就已超过袁绍诸将,有了势不可挡的神韵,到了关汉卿笔下,更升华为“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第一折[鹊踏枝])。由“万众”到“百万军”,足足增长了一百倍。一个“轻”字,活现了关羽战众人的轻松自如,又大大地强化了其威力。罗贯中汲取了关汉卿笔下关羽形象的义、勇、刚、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个方面都有提升,从而熔铸成千古义勇、“绝伦逸群”的男子汉大丈夫典范。

关于曹操的评价,近年来出现了新倾向。在笔者为本科生开设“明清小说研究”课程时,有不少学生在开课之前表示喜欢曹操,欣赏他功成业就的一面。这说明,部分学生过分强调成功的影响,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笔者认为,相较而言,成人应是成功的前提。我们在弘扬《三国演义》文化价值的过程中,应注重持守正义与正道,弘扬其人文精神。

当然,笔者也并非说曹操一无是处,曹操作为《三国演义》中杰出英雄之一,确实也有过人之处。除世人在道德层面评价他“奸”之外,他还有才能层面的“雄”,不能片面论之。他的伦理观念,可从不做皇帝这一点申说。从客观方面来看,曹操固然会考虑条件不具备、担心成为众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认为孙权劝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炉火上”。笔者在此,拟从主观方面补充一点:曹操还是有政治底线的。他以主观理性勉力抵御皇权诱惑,直至人生终点未做篡臣,盖棺论定。毛宗岗评曰:“曹操不自为之,而使其子为之,则莽拙而操巧也。”笔者认为,在才华与治理能力方面,曹操与王莽判若云泥,二者不能简单化地归为“拙”与“巧”之别。曹丕采用禅让的方式篡汉,也不能说没有其父的影响。尽管禅让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总比挥刀弑君好得多。汉献帝受尽委屈,最终得以善终,大概可视为历史风云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

《光明日报》(2024年01月13日12版)


文章分类: 热点聚焦
分享到:
征文启事

征文启事

副标题

Copyright©中华作家网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10-52128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