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埃略《十一分钟》的话语场域、叙事进程与时间隐喻

【摘要】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相较于他的其他名作，其长篇小说《十一分钟》无疑是一部在国内研究界受忽略的作品。本文聚焦于小说《十一分钟》，探讨保罗·科埃略如何从空间、区域与女性自我命运的选择，话语场域与人物的悖论本质，时间隐喻与双重叙事进程等多重维度，将文本营造为作者、社会、风俗、制度、阶层、移民、种族之间各种思想角力的赛场，从而展示他在全球化视域下执守人类终极追问的深邃思想者形象。

【关键词】保罗·科埃略 《十一分钟》 话语场域 叙事进程 时间隐喻

保罗·科埃略（Paulo Coelho）作为全世界极负盛名的巴西作家，以其众多优秀作品在世界文坛广受赞誉，《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韦罗妮卡决定去死》《朝圣》等作品已被译成80多种语言畅销世界，其作品总销量超过1.6亿册，是继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拉丁美洲作家。他的作品以富有诗意和哲理的语言探索宇宙人生的终极追问，熔想象、纪实、传说等于一炉，将涉及地域、宗教、魔法、秘闻、民俗等纷繁复杂的内容汇入作品的叙事空间，同时继承了具有拉丁美洲地域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为作品赋予浓郁的奇幻色彩和寓言特质。科埃略的作品往往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象征着他对人类命运的美好期许与祈望。他始终颂扬追逐爱与梦想的灵魂，也由此得到了万千读者的喜爱。

相较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韦罗妮卡决定去死》等名作在中国的研究热度，他的长篇小说《十一分钟》无疑是一部被国内研究界忽略的作品。这与该作品在西方世界获得的高度关注和赞誉形成了一种反差。《十一分钟》写于20世纪末，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日内瓦红灯区的一个妓女，科埃略通过对她的访谈收集素材，完成了这部作品。相较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绝尘超俗的灵魂境界和寻宝之路与《韦罗妮卡决定去死》中精神病院超现实的生活情境，《十一分钟》的故事场景处处是司空见惯的现实画面，人物的内心活动与世俗逻辑高度契合，科埃略在其中包罗更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展示更为普遍的对人类生存性灵合一的理想状态的价值认同。本文试图聚焦于科埃略这部受忽略的佳作，来探究他如何从一个名叫玛丽亚的巴西小镇女孩的经历宕开笔墨，铺展出关于性灵与身体的丰富的哲理内涵，构建起一个既残酷又温情、既黑暗又明亮、既现实又诗意、既合理又意外的文学世界。

这部小说看似从女性个体命运起笔，展示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小城女性如何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全球化进程下，于空间的流动中实现内心的自我超越和现实的阶层进阶，实则涉及地域、阶层、经济、社会、风俗、制度、移民、种族等多方面矛盾尖锐的话题，体现了科埃略创作思想的非凡厚度和谋篇立意的奇绝构思，也让这部小说的内涵远超它的文本表象。“所有的文本实际上都是社会文献，它们反映着且更重要的是回应着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如果不考虑文本与形成它的多种话语之间、与它所回应的社会状况之间的关系，任何文本的解释都将是不完备的。由此看来，文本变成了在作者、社会、风俗、制度之间各种思想竞争的战场，变成了作者和读者最终协商而成的社会实践，而这一社会实践又受到作者与读者双方中每一个促成者的知识型的影响。”科埃略的这部小说来自实地调研和访谈，作品故事原型真实存在，然而他关注的并非单向度的个别女性命运，而是更广大的女性如何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坚定地以清醒的意志把握自身命运，从而不在任何泥淖中陷入精神层面的沉沦，葆有完整而独立的“自我”，以超脱环境的内在精神驱动力，认知并坚持对性灵融合的人类生存理想状态的追求，最终走向精神和现实双重层面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完满。

一、空间、地域与女性自我命运的选择

小说以“从前有个妓女叫玛丽亚”这样一句充满悖论的叙述开始，开篇即以叙事者的视角点破了开头的悖论事实。这种叙事方式也在小说的开篇就预示了女主人公的命运不仅将充满悖论，而且会呈现例外。因此，小说从追溯女主人公玛丽亚的人生起点开始将其限定在巴西内地的一座小城，把人物设定为一个想要挣脱地域局限、领略更广阔世界的女性。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而如何展示她的特殊性和传奇性，恰是科埃略的文学创作功力在小说情节推进中一步步呈现的关键点，也是令这部作品成为佳作的致胜之钥。

女主人公渴望离开家乡闯荡更广阔世界的愿望最初是与初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为整个故事的叙事走向奠定了基础。科埃略将女主人公的初恋经历设定为一种创伤记忆——童年时代对懵懂爱情的胆怯、退缩而导致的错失，令她对爱情有了本能的警惕性和悲剧的预感。初恋造成的创伤记忆成为她精神上的缺口，这注定要在之后的情节中由那个恰切的人来填补，女主人公才得以疗救、修复和痊愈。对初恋创伤记忆的自我补偿和自我修复心理的描述，是科埃略塑造女主人公形象的重要手法，这正体现了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在其名著《性与性格》中说的：“我们关于过去的意识和想象，就是我们‘意识未来’这种愿望的最强大基础。珍视自己过去的人，对自己的精神生命的重视会超过对肉体生命的重视。他们不愿在死亡面前放弃自己的意识。因此，在天才者身上，在拥有最丰富的过去的人们身上，这种带根本性的最高愿望显得最为强烈。”

从叙事层面而言，科埃略为女主人公设置了另一重羁绊，以更好地凸显玛丽亚走出家乡的坚决心意，这重羁绊就是象征风俗、陈见和旧制的布店老板形象。“从空间/地方的象征意义和它们所传达的显著性别信息，到通过暴力达成的赤裸裸的排斥，空间和地方不仅本身被赋予了性别（空间和地方不是中性的，而是有性别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它们都反映和影响了性别被建构和理解的方式。从身份和空间来说，对女性空间流动性的限制在某些文化语境下是一种表示服从的重要方式。此外，对空间流动性的限制，即将女性局限在某地，与限制女性的身份紧密相关。”布店老板这一人物呈现小城语境下女主人公理想配偶的特征，这个人物在小说中绝非单薄的符号，科埃略为其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因此他不仅没有一闪而过，而且贯穿小说始终，是一种选择回归风俗旧制的传统女性宿命设定的象征。

玛丽亚离开家乡后被骗签下合约，随职业骗子乘飞机来到瑞士，成为日内瓦红灯区的一名妓女。“性别一直以来都深深地隐含在地理建构中，此处的地理表示不平衡发展或者区域差异和本地特异性（性别存在于它们的建构中，而不仅仅是它们之中），表示一套学术/知识话语和一套社会制度，还表示从其基本概念和知识系统角度出发的地理。”在小说中，科埃略借人物之口说瑞士有最好的银行和巧克力，这二者皆具明确的隐喻含义。日内瓦这一地点的设置，本身就包含一种叙事上的地理建构。从地域和空间角度而言，科埃略以日内瓦象征经济高度发达、娱乐方式异常丰富的大都市；从性别角度而言，日内瓦又象征着一个令男性与女性都有对金钱与欲望迫切渴求的社会空间。从巴西到瑞士，不仅是女主人公所处地域与空间的转换，随之而来的，还有地域差异带来的女主人公身份和命运的转变。“我们需要将空间看成是相互关系的产物，看成是各种大小、各种规模的空间的社会相互关系和互动的共时共存，包括从最小的地方层次到最大的全球层次。”因此，地区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人口流动，隐含于女主人公身份和命运的转变之中，女性的身体在其中沦为商品，沦为改善原生家庭贫穷落后状况的筹码，并以此重构着新的寄居地的文化地理。

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曾这样写道：“人与世界代表了复杂的思想。此时，我们也需要思考由人与世界抽象出的更简单的思想，即身体与空间。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记住，前者不仅占据了后者，而且通过意念控制和规范着它。身体是‘活生生的身体’，而空间是由人类建构的。” “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世界的中心，周围的空间会随着他身体模式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客观空间也可以呈现出身体的价值观。”主观性情与客观地理环境有丰富的关联，在《十一分钟》里，这种身体价值观与空间的关系被科埃略渲染得极富哲理，饶有深意。在经历了一夜挣到1000法郎后，女主人公玛丽亚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命运比起其他人来更为不合法和边缘化，但我不是惟一的。” “荣誉。尊严。自尊。要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三样东西。我没要求出生，我没有过爱我的人，我总是做出错误的决定。现在我让生活来替我决定。”从被动接受到主观认同，在女主人公意识的转变中，身体的价值观得以清晰呈现。女主人公也经历了由被动接受到自己主动选择的命运转折。

为了突出女主人公在命运选择面前的主体性特质，科埃略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让女主人公与另一个看不见的、虚幻存在的人物展开对话。在这种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中，女主人公的无奈被赋予了强劲的主动选择意味，是女性自我生命意识独立性的一种体现，表现了在地域和空间的流动中女性为达成目标能隐忍的限度，巴西小城女性野性而强悍的性格也在这种隐忍之中悖论式地得到了彰显。正如荣格（Carl Gustav Jung）所述：“无意识的每一次‘入侵’，都是对某种意识处境的回应。这种回应响应着精神生活整个潜在的‘全景’。心理内容之分裂为孤立的单元和具有片面性的碎片，乃是由意识的本性所导致。而来自无意识的反应，却总是具有整体的品格，因为它还没有被‘起分别’的意识所分割。也正因为如此，它便具有压倒一切的效果。此回应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无所不包、通体澄明，它之所以更像是一种开显、一种启示，乃是因为自觉意识已经使自己走进了无望的绝境。”

而女性对自我命运的选择也成为小说后面情节推进的原动力和潜文本，也是恒常与变化的分水岭。主体对命运的自主选择成为空间和地域流动的前置条件，而生活场景的变换又构成了新的城市空间和话语场域，引领小说进入新的叙事进程，由单线叙事进入双重叙事进程的变奏曲，进而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的不断推进，水到渠成地点出了小说的题旨——“十一分钟”这一时间隐喻，为呈现小说的重旨复意和令人物形象圆熟、完整、自洽提供了具有信服力的叙事逻辑。

二、话语场域与人物的悖论本质

“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s）既是一种公共话语空间，也是意义和价值的生产场所，在文学作品中，它对人物性格的设定和故事情节的走向发挥了具有规定性的统摄作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理论认为：“（场域）不是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个体之间的主体间的联系，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独立于个人意识和意志之外’存在的客观关系。”当代西方著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强调文本和错综复杂的现实之间的联系时也曾说：“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在科埃略的小说中，对人类命运的深邃哲思往往由诸多话语场域的设定来呈现，无论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中的埃及金字塔，还是《韦罗妮卡决定去死》中的精神病院，话语场域的设定始终都是科埃略将故事的叙事氛围限定于某种特定风格和将作品渲染出深刻哲思意味的法宝。在《十一分钟》里，这种话语场域的设定同样具有明确的科埃略标识，集中体现在对红灯区和图书馆两个叙事空间的设定上。

红灯区作为女主人公玛丽亚的工作地点和生存空间，不仅限定了女主人公世俗意义上作为妓女的身份，而且将身处其中的女主人公的活动与商业、交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话语场域，交织着欲望和沉沦，充斥着谎言与幻象，是一个易于令人迷失自我的灯红酒绿的世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科埃略设置的日内瓦红灯区在现实社会中是合法的，这既体现了科埃略在作品中坚持一种合乎法律的伦理观念，也让作品中这个边缘地带部分地消解了惯常意义上红灯区的罪恶与不道德意味。

为了将话语场域在叙事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让女主人公始终葆有最初的纯真和向善、向上的追求，科埃略还设定了另一个女主人公最爱的去处——图书馆。图书馆作为浩瀚真知的贮藏库和主流社会正面价值追求的象征，成为她求索人生疑问、保持自我人格独立的场域。红灯区和图书馆二者迥异甚至对立的精神指向，为作者细致入微地呈现女主人公内心与环境的相悖造成的撕扯、挣扎提供了充满张力的叙事空间。红灯区和图书馆二者在女主人公生命中的并存，使女主人公的形象在悖论中抵达了非同一般的深度，正如英国哲学家鲍桑葵（B. Bosanquet）所说：“在努力完善自己的过程中，自我将把自己那具体化存在的每一个不完全的形式打成碎片，迎接接踵而至的事故，为自己披上冲突和冒险的外衣。它将砸碎法律的和相关道德的世界，感受到人生路上扑面而来的快乐和痛苦的偶然性，并为善恶间的内在冲突所困扰。”在《十一分钟》里，科埃略将这种悖论式的双重自我之间的纠缠与共舞，时而展现为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时而展现为女主人公在现实中试图突破泥淖环境而勤勉向上的努力。

对以内心独白形式呈现的悖论，科埃略以女主人公的日记为载体加以展现。在《十一分钟》里，日记不仅是表露女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隐秘空间，更是她抵御污浊的外部世界对内心侵蚀的武器：“玛丽亚是以自己的日记为武器来不让自己失去灵魂。” “一个女人和自己相遇是一种带有重大冒险的玩笑。是一种神圣之舞。当我们相遇时，我们是两种神圣的力量，两个相互撞击的世界。如果相遇中没有必需的尊重，那么一个世界就会摧毁另一个世界。”与许多作品中陷入双重自我挣扎的主人公不同，玛丽亚对存在于自身的悖论不仅知晓，而且具有强大的协调力量使二者在内心世界和现实生活中自洽。

女主人公在红灯区与图书馆这两个截然不同、代表着堕落与升华的两极场域的切换，体现了她身上葆有的王尔德所说的在泥淖中仰望星空的极力的自我超越。对自我在特定话语场域中悖论式的特异性的刻意打造，体现了玛丽亚对独立自我精神追求的执着坚守带来的现实效力，她试图通过精神上的不断自我超越，创造现实世界的环境秩序，打破红灯区这一特定话语场域的习见惯性，在最不可能的场域实现可能。她做到的，不仅是抵御污浊环境的侵蚀，更是自我的重生和再造。而这一切，来源于她对知识的敬畏和对未知世界如饥似渴的求索。架设在她身体所处的喧嚣与内心追逐的宁静之间的桥梁，就是图书馆，科埃略这样描述图书馆在玛丽亚心中的意义：“虽说已经有能力买书，但她仍然是去图书馆，这是她通往更为坚实更为持久的现实世界的桥梁。”可以说，在小说中，玛丽亚每一次去图书馆，都代表一次灵魂冲刷和心灵洗礼，她的自我意识在阅读中不断推进，她温柔而有力量地为自己在内心营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在矛盾交织的观念中寻求和谐宁静，与自己和解。在这种描写之中，寄寓着科埃略对弱小女性深深的悲悯，以及对女性身体里蕴藏着的巨大的、向上的力的由衷钦敬。

科埃略对人物悖论本质的呈现，不仅显示在女主人公身上，还显示在他对小说中次要人物的性格设定和描述上，这也展示了他高超的谋篇布局和叙事技巧。次要人物不仅是作品中多样化话语场域的代表，更因其特异的悖论性对推进女主人公的命运和彰显女主人公的性格起到了极为有力的辅助作用。次要人物悖论性的设定，让女主人公的思想变化显得合情合理，同时也如同暗流一般，潜移默化地支持着女主人公对周遭环境和内心世界秩序的创造，让本应是符号的次要人物，摆脱了人们惯常认知中的单一面目，具有了在特定话语场域悖论性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正如申丹所述：“次要人物……仅仅出现在作品的局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双重叙事进程理论的另一种应用价值：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某个次要人物在一明一暗两条表意轨道上相互矛盾的双重性。尽管这个人物的行动轨迹未贯穿作品始终，至少这种双重性在该人物身上具有持续性。”

作为红灯区秩序的维护者，老板米兰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几个次要人物之一，具有明确的悖论性特征。身为红灯区的老板，他不仅恪守法律，而且对家庭和父权形象极力维护，他的存在让玛丽亚的自我救赎成为可能。作为老板，米兰执念般地维持着红灯区的法制秩序，其意图并非确保经济上的收益，而是为了在自己的家庭中树立完全正面的父权形象，维护父权形象的恒定性和权威性，禁绝任何会令其完美形象崩塌的可能性。这隐含着人物的一种道德自律，也让人物在人性维度上具有了令人尊敬的普遍化的纯良特质，从而不仅与其红灯区老板的身份关涉的惯常人物品行拉开了距离，更以其悖论本质为女主人公人物弧光的逐步显像提供了客观上的环境优势与合理逻辑。这一人物恰到好处地穿插于小说情节之中，为红灯区环境的固有特质提供了别样的可能，为促成女主人公形象的悖论本质、塑造女主人公层次丰富的形象发挥了有力的辅助作用。

而全书之中最重要的、对情节推动和主人公形象塑造最为关键的次要人物则是图书馆女馆员海蒂。在异乡日内瓦的玛丽亚，将海蒂看作她在异乡“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女友”，海蒂是她暂时逃离灰暗地带的温暖光束。海蒂端庄高雅、循规蹈矩，象征着亮色调的主流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然而她对女主人公有着与她代表的阶层似乎不相匹配的包容，这形成了小说中又一重悬念丛生的悖论。她以非同一般的接纳和包容，真诚地面对女主人公，作为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化身，在玛丽亚于红灯区谋生的岁月里，一直扮演着规训者与劝诫者的角色。她如异数般存在，在女主人公身边不断强调切莫因对金钱的畸形追逐彻底自甘堕落而失去获得真爱的机会。海蒂对女主人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命运导向作用。

科埃略对海蒂做出了极其符合人物身份的人生经历设定，对人物看似悖论性的行为做出合理化心理动因呈现。对海蒂这一人物的塑造，是科埃略精心编织的一个叙事圈套，让小说在漫长的叙事中，一直令读者处于错觉认知之中，直到小说接近尾声，才用过往仅有的一次外遇解构了海蒂“一个忠实的妻子、家庭妇女、慈祥的母亲、模范公务员、不变的女伴”的形象，使她“回归到一个纯粹的女人”。她也曾犯错，深知自己的错误意味着符合社会期待的公众形象在暗处的崩塌和瓦解，因此用长久地奉献于家庭的赎罪感和竭力扮演好每一个社会角色的行动来掩饰其鲜为人知的不完美。也因为这段描写，科埃略实现了他对海蒂这一人物形象悖论式行为的合理化解释，对其平等对待作为妓女的玛丽亚的心理动因给出了合乎逻辑的揭示。次要人物不合伦理的偶然性行为，使其具备了理解、同情女主人公沦落风尘的生存状态的合理化心理基础。书籍是二人之间心灵交流媒介的象征，也是让不同阶层、身份迥异的两名女性发生命运勾连的交汇点，海蒂所在的图书馆是玛丽亚在日内瓦红灯区从事不体面工作的日子里精神上的避难所和栖息地。

次要人物悖论式言行背后的内心活动的呈现及其合理化解释，也构成了科埃略对女主人公人物形象悖论本质更深刻的揭示：“她控制着周围世界度过了九个月，而且在返回故乡前不久，她发现可以不需要任何回报和没原由受罪地去爱。好像生活选择了这一可鄙奇怪的方法来让她知道一些自身的神秘，自身的光泽和自身的黑暗。”

因此，话语场域的设定和人物悖论本质的呈现作为科埃略《十一分钟》里的重要叙事美学手法，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始终处于一种在两极之间震荡的神秘氛围之中，随着谜团的一一破解，一个处处残缺却始终葆有向善暖色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纵使脆弱、悲凉的暗流涌动，也无法阻挡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河浩荡奔腾。

三、时间隐喻与双重叙事进程

时间作为《十一分钟》的叙事核心，承担着“元叙事信号”的功能，因此，小说的标题本身即提示了时间隐喻。如果不能明晰“十一分钟”这一时间隐喻，便不能理解这部小说试图探究的丰富的人性密码和社会现实。“十一分钟”这一题旨，并非只具有其表面的含义——性，而是“性”的社会化指涉，它不仅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需求，维持着社会正常运转和演进的秩序（促成婚姻、家庭、繁衍），而且是由此辐射开来的其他欲望（生存、摆脱贫困等）实现的手段。同时，在推动这种与物欲的紧密勾连之中，它操纵着世道人心的不断重构。从女主人公的视角看来，“十一分钟”还成为她分辨是交易还是真爱的警示器，是她探索、揭示自我内心真正渴求的最重要的路径，也是推动她在如临深渊的境况下，不断在命运中以强者的心态去隐忍、决定自己前路的神谕指引。

通过对女主人公跌宕命运的设定，科埃略以社会学的全球化视野，去探究被定位为正常社会秩序中人类羞于启齿的基本需求的性，如何成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全球社会环境下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弱势人群摆脱贫困的不体面（尽管在某些国家是合法的）的谋生手段，又是如何重塑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阶层，身在其中的女性如何抵御以身体为商品的交易对人性造成的异化，保持内心弥足珍贵的纯真和独立。作为元叙事信号的“十一分钟”的时间概念在小说中与空间紧密相连，联合成为一个辩证统一体，看似悖论却又奇异自洽。英国学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这样写道：“时间总是和历史、进步、文明、科学、政治、理性和虚张声势的庄重仪式联系在一起，而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都是这些词汇的对立面：静态、（‘简单’）繁育、思乡、情感、美学和身体。”科埃略试图以一个巴西小城姑娘的命运去探析性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以及这纯粹到“十一分钟”的事如何左右着人类的命运。

科埃略借助对女主人公这一形象的刻画，让女主人公把她生活和工作中的“十一分钟”作为一个重大的人生课题加以思索，为“十一分钟”之于她的人生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科埃略在文中一再点出“十一分钟”在主流文化话语场域中的禁忌性，以及女主人公在对这一问题的思索上获得的一次次醍醐灌顶的开智体验。

正如英国《沃特金斯评论》（The Watkins Review）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在这部既大胆又吸引人的新作里，科埃略细致地挖掘了性与爱的神圣本质，邀我们一同去征服偏见与魔鬼，拥抱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光明’。”科埃略通过《十一分钟》的女主人公探索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性与爱的神圣本质。因此，在对性的思索的表文本之下，科埃略在小说情节发展中，将玛丽亚对真爱的执念伏脉千里地贯穿始终，构成了小说的隐性进程。申丹在对其原创理论——隐性进程的论述中曾这样说道：“在有的叙事作品中，隐性进程与情节发展呈现出直接对立的关系。就主题意义而言，两者可谓非此即彼，难以调和。情节发展处于明处，往往构成一种有意误导读者的表面假象，而处于暗处的隐性进程则隐蔽地承载着作者真正意在表达的内容。这一明一暗、一假一真、一虚一实、相互颠覆的两种叙事进程的并存给作品带来强烈的矛盾张力。”

年轻富有、才华横溢、声名卓著的画家拉尔夫是第一个激起玛丽亚心灵上火山爆发的男性，与别人不同，他对她说出了这样的话，“你和妓女毫无关系，你就是你自己”，“你有光泽。这光来自意志力，是那以更为重要东西的名义而牺牲了一些重要东西之人身上的光泽。目光，这光泽就表现在这目光中”。心灵世界的真诚交融、平等相待的尊重，让拉尔夫成为玛丽亚生命中的例外。她与他的关系也从红灯区里作为交易的“十一分钟”而越界到了基于爱情的心灵交会而发生的“十一分钟”。科埃略将拉尔夫和玛丽亚之间的心灵交流写得尤为动人，极度的真挚和坦诚逼近对灵魂的拷问。正如奥托·魏宁格在《性与性格》一书中写的那样：“一个女人遇到作为她绝对的性互补对象的男人，以至他一出现就注定会成为她孩子的父亲，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因此可想而知：许多母亲和许多妓女的命运都是因为偶然事件才发生了逆转的。”可以说，直到拉尔夫这一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科埃略的真正意旨才慢慢浮出水面，即如何通过“十一分钟”勾连起两性的命运共同体，如何在“十一分钟”之中和之后让男女主人公读懂自己对爱的渴求，确认对方作为灵魂伴侣的唯一性。小说中对这一点有明确的描写：“好像我们一直是在一起的，而他一直就了解我的生活，我的心灵，我的身体，我的光泽，我的疼痛。”

尽管二人相识即产生心有灵犀之感，但科埃略以可信的身份设置让读者感受到现实的威压。作为社会名流、艺术名家的拉尔夫和沦落风尘的小镇姑娘玛丽亚，从风月场上的交易走向心灵交会的相知，从而确认心意终成眷属，阶层差距是阻隔在二人之间的鸿沟。科埃略这一设置，无疑是在彰显“十一分钟”无所不能的跨越阶层边界的力量。如果我们将阶层作为族群划分的一种方式，那么简-彼得·布洛姆在《族群与文化的分化》一文中的论述便可为《十一分钟》里男女主人公跨越阶层的结合予以合理解释，也为科埃略的人物设定提供社会心理学视角的有力依据：“社会进程把对陌生者的最初与自然的恐惧和对陌生者的猜疑系统化为族群身份。这些族群属于这样的社会类别，它们为判断自我与他者的行为提供了强制性标准，因此也把各种各样的活动刻板地划分成各种意义群集。”［挪威］简-彼得·布洛姆：《族群与文化的分化》，阶层的差距使玛丽亚的身份意识更加强烈而清醒，而拉尔夫每一次对她妓女身份的否定和将她视为唯一珍贵个体的肯定，都是在试图消弭在现实社会世俗观念中真实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族群边界。科埃略借助一系列情节的推进为小说结局的反转和走向大团圆设置了叙事圈套，而其中，阶层差距和族群身份造成的人物心理隔阂和悲观情绪对这一叙事圈套的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多琳·马西所说：“所以我们强调必须理解阶级关系，同时还有（比如）性别关系，因为它们在某个空间和地方以及各种空间和地方的建构中都是极其重要的。……这表示时空压缩以及人们所体验的空间、地方和空间性的方式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资本积累过程转向的产物。”二人的关系虽然在客观上肇始于特定的空间和地方——日内瓦红灯区，关系的推进却取决于二人内心打破空间和地方造成的桎梏和局限后对空间和地方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感受。只有当拉尔夫将玛丽亚视为独立而独特的女性——为令父母过上更好生活甘愿奉献自己的姑娘，才有可能对她产生尊重、共情以至真爱。玛丽亚也正是读懂了拉尔夫内心的孤独，并确信自己可以成为其孤独的救赎者，才敢于平等地与之产生爱情。科埃略通过这种社会阶层与人物内心世界的两极设置，呈现人物突破阶层和族群积极趋同的努力，凸显其确信的神圣的心灵力量。

科埃略在小说中对男女主人公爱情的产生和发展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叙事策略，即充分发挥了隐性进程的推动作用。正如申丹所述：“隐性进程和情节发展暗明相映、并列前行。两者互为对照、互为排斥或互为补充，在矛盾张力、交互作用中表达出丰富深刻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生产出卓越的艺术价值。”《十一分钟》的隐性进程，既是女主人公对爱情的确信和追求，也是女主人公在泥淖中的自我救赎和坎坷人生的自我圆满的叙事暗流。“在情节发展的背后，还存在受自然主义影响的隐性进程。在这一叙事暗流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变化对人物心态和行为所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科埃略也巧妙运用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将女主人公与巴西家乡、瑞士日内瓦，女主人公与日内瓦红灯区（包括老板米兰）、图书馆（包括女馆员海蒂），女主人公与初恋小男孩、家乡布店老板、真爱拉尔夫，分别设定为三组不同维度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它们纵横交错，使女主人公的形象在多维度、多视角的展示中呈现最接近人物本真的样貌，并让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大团圆结局在双线并行的叙事进程的合理逻辑推动下变得真实可信。

《十一分钟》的“后记是科埃略刻意设定的一个间离式章节，是小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后记”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道：“最后我要感谢玛丽亚（化名），今天她居住在洛桑，已经结婚，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在我们几次相见中，她和我还有莫妮卡一起分享了她的故事，此书正是基此而成。”因此，这部小说真正的结尾，应该是这篇“后记”的最后一段，在这段文字中，科埃略本人进入了叙事空间，以小说创作者和故事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去探寻创作素材和故事原型，受访人与小说的女主人公以借代修辞的方式实现了对位，虚构和现实融为一体，虚构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双重圆满也让《十一分钟》获得了最为打动人心的力量。科埃略的叙事功力在这样的手法高妙的书写中展示得淋漓尽致。

四、结语

科埃略在《十一分钟》“后记”中写道：“像世上所有的人一样——而在这事上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概而论——，我很晚才发现性的神圣之意。”科埃略围绕“性的神圣之意”展开，将这部作品探讨的性与爱的话题设定于妓女享有合法地位的瑞士，加之人物本身的真实性，让这部作品成为一种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女子图鉴和民族志。科埃略在《十一分钟》里描绘的性，与爱密切关联，与心灵纯洁密切关联，坚实而厚重，深邃而悠长，正如美国学者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其名著《爱的艺术》（The Art of Loving）一书中所述：“这种对人与人之间融为一体的渴求，是人类最强有力的奋斗的动力。它是最基本的激情，它是一种保存人类种族、家庭、社会的力量。不能实现它意味着愚蠢或毁灭——自我毁灭或他人的毁灭。没有爱，人类便不能存在。”

在对性与爱的关系的探讨上，科埃略不仅展示了他深刻的思考和过人的智识，更在艺术手法上博采众长，马尔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巨擘皆成为其借鉴致敬的对象。茨威格（Stefan Zweig）在《三大师》一书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造诣发表过如下高论：“在生活的庞大总数仿佛被压进一个数字的地方，这样的感情，这样极端集中的感情，既饱含痛苦，也令人头晕目眩。他自己曾经把这种感情称之为‘高塔感受’——也就是神圣的精神错乱，是在特殊的深渊上鞠躬，是在预感中享受致命摔倒的幸福。”科埃略在《十一分钟》里描绘的女主人公对性与爱的感受，即借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高塔感受”，在对男女主人公一眼万年的精神对话上的深度沟通、性灵交会的神秘极乐等描写中，科埃略让女主人公在悲欣的两极之间震荡，在非此即彼的凶险命运面前既勇毅果敢，又坦荡从容。凡此种种，都让作品走向了人类生存体验之悖论书写的尖顶。

在《十一分钟》里，科埃略营造了一个既是公共场域也是私人场域的叙事空间，并在其中完成了对一个置身于区域、阶层、经济、社会、风俗、制度、移民、种族等多重话语场域的女性的塑造，承袭着科埃略作品一以贯之的对爱和梦想的价值确信，诚如西班牙《理性》杂志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十一分钟》处理了几个仍被当代人视为禁忌的问题，科埃略用一种毫不造作的方式将其阐述出来，使一个坦诚的思考者形象跃然于纸上。”科埃略在将文本营造为作者、社会、风俗、制度之间各种思想角力的赛场和跑道的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当世哲人在全球化视域下对人类终极追问的执守。

话语场域、叙事进程和时间隐喻构成了小说《十一分钟》的几个关键元素，为小说成就富于意义和哲思的故事情境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在话语场域中对女主人公与自我、他者、空间、秩序等关系的设置与展示，体现了个人意志与公共话语空间的对抗性，女主人公既顺从于特定话语场域的生存法则，又在精神世界一直保持对其隔离与警惕。她极力维护自己对图书馆这一象征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的文化场域的参与和“在场”，从而在红灯区这一以身体为商品的话语场域中，一直潜移默化地建构着自身的话语权和私人化规则，逐渐成为令同行钦敬的异数，也为最后理想结局的实现埋下了合乎逻辑的叙事伏笔。而悖论性的话语场域的设定，也令叙事进程分化为双重结构，隐性进程暗流涌动地推动着小说重旨复意的诞生，次要人物形象塑造的二重对立手法也与双重叙述进程呈现同质化特征，从而达到了人物形象塑造与双重叙事进程的并行与并轨。双重叙事进程和次要人物的隐性潜能皆推动故事情节和主要人物顺理成章地导向了题旨——“十一分钟”的时间隐喻。时间隐喻成为女主人公探索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通衢密钥，科埃略以这一时间去指代性的神圣之义，通过女主人公的命运去探索和展示对这一神圣之义的普遍性价值的追问和对公共话语刻意遮蔽的质疑。话语场域、叙事进程和时间隐喻三者在小说《十一分钟》中的交互作用和高度融合，将小说营造为多重话语场域交相辉映、对立统一，叙事进程双重交织、显隐并驾，时间隐喻统摄全篇、伏脉千里的奇特之作。科埃略从作为人之大欲的性切入，通过女主人公对爱与梦想的追寻和坚信，透视出一系列日常生活场景中内聚的层累而生的历史能量，试图为人类追求灵肉合一的生存境界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给出诗意涌动的确证，为其在公共话语秩序建构中的重要地位提供合乎理想的文本实践和正面导向。在话语场域、叙事进程和时间隐喻的三维作用下，小说《十一分钟》实现了璀璨夺目的意义增殖，成就了一部罗兰·巴特所说的始终开放的“多元文本”(plural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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