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波洛克》：一本波洛克画作引发的悬疑小说

2006年11月3日，美国行动绘画鼻祖拍出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Number 5（《1948年作品第5号》）以1.4亿美元的成交价，拍出了当时全球绘画作品最高价。

《1948年作品第5号》

哈佛大学艺术史博士黄文叡得闻消息，几年前的一件小事浮上心头。擅长西方现当代艺术史、视觉艺术符号学、艺术市场消费行为和文化研究的他，当时在美国担任艺术顾问，被一位佛罗里达的藏家邀请到家里鉴定六幅波洛克的画作。看到画作后，经验告诉他，这里面有问题，不仅仅是作品的真伪问题，还牵涉到金融诈骗。

此事虽然未有结果，但一直悬在黄文叡的心中。他觉得是很好的小说虚构素材。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念头终于得以完成。其以文叡作为笔名，以波洛克的滴画为线索展开的艺术金融悬疑小说《消失的波洛克》在日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1月14日下午，在上海中心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了分享读书会。

《消失的波洛克》书影

《消失的波洛克》讲述了一段曲折离奇、危机重重的探案故事。一则因波洛克滴画而起的犯罪案件发生在长岛东汉普顿，美术馆馆长、金融界大鳄、保险业巨子、艺术品收藏家、联邦调查局探员等各色人群均卷入其中，而最终的秘密则藏在波洛克的22幅滴画之中。

书中，他大量援引现代艺术史知识以及相关历史掌故和野史，同时引入侦探、阴谋论等元素，使得史实与悬疑交织，艺术与惊悚相融。同时小说还呈现了艺术圈与金融市场、艺术品犯罪之间的复杂关系。

想要写一本类似《达·芬奇密码》的小说

在那次鉴定之前，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黄文叡已经读了好几遍。

“我不敢说它对我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它是让我想要写一本类似小说的一个非常大的动机。”黄文叡说道。

不过，《达·芬奇密码》的故事是架设于一个虚拟的地下组织，用宗教符号的方式梳理故事情节，很多是完全靠着想象，黄文叡觉得似乎可以跳出这个框架，另寻他途。

“进入艺术品市场后，看的多了，接触的多了，就知道这里面有太多台面上和台面下的手法了。”就在这时，波洛克疑作之事出现了。

“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大收藏家，想要把一批东西抵押给银行做融资，必须找第三方的鉴定线下机构，就找到了我当顾问的一家公司。”看到画之后，黄文叡心里充满了问号，但他看到了跳出《达·芬奇密码》框架的切入点，“里面涉及到很多的尔虞我诈，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

2006年，波洛克的《第五号》在市场上创造全球画作最高价，让黄文叡感觉到时机快成熟了。“想想看，当年的六件作品如果能鱼目混珠的进入市场，在一件作品能够卖1.4亿美元的情况下，这六件作品就不得了了。”一个与艺术市场交易相关的悬疑框架逐渐形成。

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个故事直到回国后才落地成书。前后酝酿花了十多年，但从真正动笔到完稿却只用了三个月。

“或许创造了一本现象级的作品”

作为艺术评论家，《消失的波洛克》首先吸引丁曦林的当然是波洛克其人其作，波洛克和悬疑挂钩，让他感到期待，想一窥究竟。

等到一口气读完之后，他感觉“这可能是一本现象级的作品”。

“为什么是现象级的作品？因为我没看过除这本书之外的第二本艺术金融小说，艺术小说倒是有。”在丁曦林看来，会写小说的人不一定能驾驭艺术金融，而懂金融的未必能写小说，未必能写得这么流畅，“这本书将来会有无限的可能，可能会改编成电影、电视剧。”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张方白自述因为忙于绘画、展览，已有十年没看书了，“但是这本书我一看就入迷了。”不仅如此，看完之后的几天，他依然沉浸在书的剧情中。这让张方白觉得，不仅仅是艺术、金融这些符号，作为小说，《消失的波洛克》是有自己的特殊技巧的，而这也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非常看重的一点。

拿到书稿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首先想到了丹·布朗。

“我知道黄先生是一个艺术家、艺术评论家、鉴赏家，他来写这个小说，我第一感觉是想到了丹布朗，我觉得这就像一个学者在他熟悉的领域，把他知道的知识和他的符号、理论用故事表达出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是光具有学科和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如何以小说的标准呈现才是核心。

“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以出小说作品见长的社，小说出得很少。所以我们如果要出小说作品，是有门槛和要求的，我们会对文字有相当的把握和认可才会出版。”在王焰看来，《消失的波洛克》在文字和情节足够吸引人，是最打动她的，其次才是有可能诞生了一个新的IP，“可能拍电影、拍电视，甚至也有可能做一个小剧场的话剧。”

写书写到快精神分裂，最关心的是人性

在《消失的波洛克》中有着不少知识性的内容，但是黄文叡觉得这不是掉书袋或强说辞，而是根据情节需要的有机结合，是为了使得内容和情节更具可信性。不同于丹·布朗的大量虚构，在黄文叡看来，一个小说能贴近读者，其虚构和真实的比例应该是一半一半，即使是虚构的部分也要让读者浑然不觉。

而无论是波洛克也好，还是金融诈骗也好，黄文叡都只是把它们作为切入点或表象，其真正想要呈现的是其中复杂的人性。

回国以后，黄文叡深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国内，他所接触到的最重要的不是作品，而更多是人的问题，“人处理不好，你不可能还有机会碰到作品、谈到作品。”这让他理解了为什么说中国人是重人重情的，为什么常常讲情理法。

所以在小说里，波洛克只是影子，人物性格和人性始终是第一位的。里面的人物围绕着波洛克的作品尔虞我诈、你来我往，人性就出来了。“不要问我这部小说有没有什么对文化的思考之类的，没有，我写小说我只想讲述人性。”

为了使得这些复杂多变的人物可信、清晰，黄文叡不仅做了大量笔记备忘，还会投射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和行为，写到后来，他觉得自己已经有点精神分裂了，“但是我非常享受精神分裂的状态。”

在他看来，当艺术家多少都要有点精神分裂的状态，尤其是创作的过程中。“我常常讲波洛克是无赖，为什么他还会被封为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只有无赖才能干这么伟大的事情，太清醒的人干不了，福柯说文明是建构在疯癫上的，所以艺术创作就是那疯癫的一瞬间，文学创作也是要进入疯癫的状态，你不能太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要做到无我、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