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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歆:碉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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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20-11-28 00:26作者:武歆来源:《黄河文学》2020年第9期

1

什么地方可能让思绪飞扬?大家理所当然想到高山之巅、大海之上,在高处和开阔之地,思想更容易漫天飞舞;却从来没有想过,在令人拘谨的碉楼之上,思绪同样不可抑制。

夏季的广东江门。

来自北方的我,感觉世界只剩下“骄阳、汗水”这两件火辣辣湿漉漉的事,但是当看见闻名于世的碉楼时,精神还是为之一振。它们真切地矗立在绿色田野中,远远望去,像是精心摆放的积木玩具,又像是一棵棵深扎地下的树木。它们在旅行地图上被称为“开平碉楼”,不仅是融合中西风格的精美建筑,还是特定年代下的历史文化坐标。

碉楼大多由主楼、附楼和庭院组成,砖混结构,外墙水泥,四角犹如悬空的燕子窝,楼顶都是六角琉璃瓦的凉亭。附楼为厨房以及存放生活、农具物品的地方。在百多年前,周边的人都知道开平人有钱,因为开平人有着远涉重洋敢于打拼天下的历史传统,虽然开平人的财富积累是用鲜血和生命换取的,但是兵荒马乱的年代,贼人流寇哪管这些,还是想尽各种办法强行夺取。有钱的开平人建筑了自我保护的碉楼建筑,门窗都是铁皮造就,平日打开,遇有战乱、匪患,立刻紧闭,足以抵挡刀枪的进攻。加上各种角度的枪孔,还有家中常年储备的真枪实弹,足以威慑那些心怀不轨的贼人流寇。

站在碉楼顶层的凉亭上,毫无拘束地眺望远方。树木、绿地、蓝天白云,还有更远处的荷塘和远山。世界瞬间宁静下来。

却是……却是莫名其妙地想到阅读。

就像法国人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小说《地平线》中说的那样:“一段时间以来,博斯曼斯想到自己青年时代的某些片段。”

那一刻,我与书中的博斯曼斯,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好友,在他的感应下也想起某些阅读片段。

“我站在碉楼上,想到那些死后才声名远扬人的生活与创作的人生片段。”

这样的阅读联想,当真是第一次。

碉楼——阅读——死后——声名远扬——这是怎样的联系?

2

佩索阿,葡萄牙人。全名应该是费尔南多·佩索阿。

在1970年之前,他的葡语诗作没有一篇被译成英文。要知道,他早在1935年就去世了,去世那么多年,英语的欧洲大陆没有人想起他。后来,他的同胞萨拉马戈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对采访他的欧洲记者说:“代表20世纪精神的作家应该首推卡夫卡、佩索阿和博尔赫斯。”记者们面面相觑,佩索阿是谁?

佩索阿始终处在被忽视的文学境遇之中。即使是在1994年,美国批评界的巨头布鲁姆把佩索阿与但丁、莎士比亚等人一同列为世界文学巨匠时,欧洲人还是不知道佩索阿是谁。

如今,佩索阿越来越被世界熟识,已经被公认为最具现代诗性的伟大诗人之一。

佩索阿的人生经历很简单,也像那些远行但最后选择回到家乡的开平人一样,他曾经离开过里斯本前往南非学习、生活,十年后重新回到里斯本,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直到四十七岁那年在里斯本家中去世。

站在碉楼的凉台上,背阴的地方,清爽的凉风阵阵吹过,寂寞之中增添些许的惆怅,似乎……似乎只有佩索阿的诗句,才能完全吻合我彼时的“碉楼心境”。

来吧,坐在我身边,丽迪娅,在河岸,

让我们静静地看河水流去,

认识生命的一去不返,我们没牵手。

佩索阿的另一首悲伤诗句,也适合在心中吟诵。

死是逆旅的弯路,

死去有如迷途。

我听着看着你隐身,

你存一如我存。

并非所有的心中悲伤都是生活悲剧。许多时候,悲伤反而让诗人拥有更加宽广的书写心境。

大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其死后,自世界的顶礼膜拜,为曾经孤独的诗句做了真诚的诠释;自我拥抱的灵魂,慢慢地松开,化作一片云彩,再一次向世界告别。

3

坐在碉楼里面。

其实,碉楼冬暖夏凉,生活其中感觉不到一丝潮湿。从百多年前的生活细节之处也能够清晰地看出来,这些曾在国外打拼的开平人,有着返回故里后的怎样心灵平宁。

精致的儿童小木椅,好看的木质猫笼,还有留声机、浴盆、抽水马桶、威士忌木箱……疲惫的游子回到家乡,更加追求生活细微之处的品质。那是一生辛劳之后的精神放松。回忆,只有挣扎、奋争、不屈之后的回忆,才会拥有更加痛彻的思想启悟。

思想深刻的写作者,常常拥有悲伤的人生境遇。比如俄罗斯犹太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还有他厚重的生命书写——《生活与命运》。

这部翻译成中文变成一千页的文学大书,放在我的案头两年多了,可能还要更长一些。完全是巧合,我去江门之前读了它。没有读完,读了一部分。

想起格罗斯曼和他的《生活与命运》,是因为书中呈现的生活,与彼时坐在碉楼里我的心情,竟然完全一样。

常常的,“想起”是没有缘由的,就像格罗斯曼说的那样——

在这种宁静中,会想起去年的树叶,想起过去的一场又一场风雨,筑起又抛弃的窠巢,想起童年,想起蚂蚁辛辛苦苦的劳动,想起狐狸的狡诈和鹰的强横,想起世间万物的互相残杀,想起产生于同一心中又跟着这颗心死去的善与恶,想起曾经使兔子的心和树干都发抖的暴风雨和雷电。

我说了这么多格罗斯曼的“想起”,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格罗斯曼。尽管他的《生活与命运》被欧美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但是所有的隆重介绍以及由衷的赞誉,都是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了。

为什么说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堪比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表面说来,两部大书拥有相同的叙事结构——都是书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都是以一个家族作为纵向叙事构架,都是全景式的阔大书写。

但是故事内部还是不同。

格罗斯曼关注“渺小的人”,这是他书写《生活与命运》的唯一视角。“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一阵爆炸的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一刹那,裸呈出来人的根本。”

格罗斯曼1964年身患癌症病逝,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1980年,《生活与命运》在瑞士出版,随后译成多种文字,世界广为人知。格罗斯曼没有活着看到《生活与命运》享受来自不同肤色的人的掌声。

这位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物理系的记者型作家,有着对人类历史的独到的总结。他在书中说过的一段话,令我心中久久震荡:“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碾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格罗斯曼不仅关注人类历史,也怀念身边的亲情。他的母亲死于1941年的乌克兰别尔基切夫的大屠杀,在那场大屠杀中,有三万多名犹太人被德国人残忍杀害。

格罗斯曼死后,人们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两封信,分别是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的母亲的信件。其中一封信,是在他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的。

我无法想象格罗斯曼在给死去多年的母亲写信时,是怎样的表情与心情?

我走出碉楼。

4

“开平碉楼”貌似封闭,实则开放。

它们没有建在远处丘陵状的高地。而是建在开阔的平地之上;它们没有高高的围墙阻挡,也没有护城河之类的保护。能够感受到建筑者的内心并非封闭,他们在保卫自我生命的基础上,时刻没有忘记人类的远望,即使被琐碎的日常所包围,即使身边离不开各种农具,但也要拥有能够眺望远方的居所,要有无拘无束的没有任何遮挡物的凉亭。

望着眼前黄昏中的碉楼,我还会想到谁?

想到了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在德语文坛默默无闻,死后引起世界文坛广泛关注,成为超越文学之外的作家,他被关注的领域不断延伸,向着美学、向着哲学……向社会的各个层面辐射。

卡夫卡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卡夫卡也是一个恋家的人,和佩索阿一样。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才移居到柏林。他敬畏歌德的所有作品,对福楼拜的小说、易卜生的戏剧,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研究。就像他居住的布拉格——捷克、德国、奥地利等多种文化的交汇地——他的作品也是凝聚着多种思想的汇合。

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所有的美学模式都是悖谬。阅读者无所适从,感觉荒诞不经。他的非理性荒诞思想来自哪里?

从卡夫卡的作品中,能够看到荒诞,但作品不是来源。所以一定要绕开《审判》《变形记》《判决》和《城堡》,要到那封著名的长信之中寻找——《致父亲的信》。

只要读了这封长信,就会明白卡夫卡的悖谬来自哪里。虽然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在开头使用了“最亲爱的父亲”的称谓,但是在这封长信中,字里行间充斥着深究、责问、反叛、怀疑乃至批判。

我抄录了几句话:

即便我在成长过程中丝毫未受你的影响,很可能也长不成你所中意的样子。

我俩截然不同,这种迥异使我们彼此构成威胁。

在我面前,你居然果真常常是对的,谈话时当然如此——因为我俩几乎没有谈过话——生活中也是这样。这并不特别费解,我的所有思考都处在你的重压之下,我的想法与你不一致时也是如此,而且尤其如此。

你特别相信讽刺所产生的教育效果,讽刺也最适合表达你在我面前的优越感。

与你对孩子的这种态度极不协调的是,你经常当众诉苦。

我要想逃离你,就得逃离这个家,甚至逃离母亲。虽然在她那儿总能找到庇护,但这庇护始终牵连你。

那个永远无法进入的“城堡”的钥匙,就隐藏在这封数万字的长信中。

5

碉楼,在江门的许多村庄都能看到。

比如在一个叫横江村的小村中也有碉楼。它如同我们平原地区的房子,都是百姓的日常居所。只不过现在没有人再盖碉楼了。如今看到的碉楼建筑,都是过去的历史遗存。

横江村,一个安静的村落。人不多,两千多人。村庄周围有着大片的水田、鱼塘。

下午,村中异常安静。阳光下只有树叶在慢慢地晃动。

这里的碉楼空荡荡。它们的主人都在海外。如今依旧是属于他们的房产。

碉楼的窗户,尽管窄小,但是面向远方。远方,是安静无人的水田;水田的更远方是防潮大堤;过了大堤,便是无边无际的大海。

我再次走上楼顶的凉亭,嗅到了海风的气息,虽然有着防潮大堤的阻隔,但仿佛突然看见了大海上的点点船帆。

虽说江门有个“门”字,但江门人从不保守;虽然这里到处都能看到封闭的碉楼,但楼顶的凉亭上,却没有任何遮挡,无论站在哪个角度,都能尽情瞭望、无尽遥想。

否则,我也不会从碉楼想到阅读,想到遥远的葡萄牙,想到俄罗斯,想到布拉格和柏林……想到那么多的文学大师。

其实,每个人的“想起”,不在于身处哪里,而在于时刻保持“想起”的冲动与欲望。

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心中永远持有精神的漫天飞舞。

武歆,1962年生。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上海文学》《作家》《青年文学》《北京文学》等发表小说近百篇,部分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多篇入选多种年度文学选本。著有《归故乡》《陕北红事》《密语者》《树雨》等九部长篇小说,小说集《诺言》,散文集《习惯尘嚣》,长篇报告文学《平原森林》等。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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